記得五歲逃難在青島等船的時候，母親說要回去拿鋪蓋(行李)，結果卻一去不回，不見蹤影。臨走前母親把我交給一位梁姓朋友的家眷照顧，梁太太本身有三個孩子，當然沒有辦法照顧我。我常常餓的三天兩頭沒有東西吃，不得已只能喝涼水或抓蝗蟲、啃樹皮吃，這是我生命中一段最悲慘痛苦的日子。
民國三十六年輾轉來到台灣，當時正好二二八事件發生，船沒有辦法停靠，我們只好又回到海南島去，直到三十八年底才又到了台灣。我們是在高雄的哨船頭下船，舉目無親的我被拋棄在哨船頭的國民小學，所幸那所國民小學的工友人很親切，對我也不錯，他允許我住在屋簷下。我餓的時候會去向舊時的鄰居要點東西吃，但是當時時局不好，常要不到東西吃的我，只得去抓青蛙、挖山芋頭來吃，這段日子中也中過毒。不過還好老天可憐我，生命中好像有一股力量沒讓我中毒死掉。
有一天，聽說父親的部隊__虎軍(有個虎頭標誌故而稱之)在北部，我就偷搭火車北上，卻在新竹被查票員查到，當場打了我一個耳光還要趕我下車。還好有位老兵看到，知道我的困境，好心的老兵就幫我買了一張半票，讓我順利到了台北。
可是到了台北下車之後，既不知道要去哪裡找父親，也不知道要住哪裡，只好暫時棲身在當時的省立博物館的屋簷下。我拜託附近賣牛肉麵的老人家，將客人吃不完剩下的麵條幫我收集起來，我就吃這些過日子。之後，我還偷了人家擦皮鞋的箱子，開始了擦皮鞋的日子，每天大概可以賺二到三毛錢，生活也多少改善了些。
有一天在擦皮鞋的時候，碰到了父親的長官匡以州先生，他看到我穿的襯衫上印著八零八團的字樣，就問起我這件襯衫的來由。當他知道我是誰的時候就跟我說我的父親確實來到台灣，但是在民國三十九年的時候自動退伍了。父親的游擊隊被收編成正式軍隊時曾被任命為營長，帶著兩百個弟兄，不過父親一個字也不認得，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好，後來被貶為排附，父親覺得在弟兄面前抬不起頭很丟臉，就自動退伍了。匡以州先生也不知道父親到哪兒了，他跟我說：我和你父親是結拜兄弟，你就到我那兒學習修腳踏車吧！
對一個八歲不到的孩子來說，修腳踏車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，所以我只有擦腳踏車的份。大約半年後，我碰到父親當年的一個部下，他知道父親大概在什麼地方，因此他要我等他找到我父親時再來通知我。結果一等就是半年，到了年底他來告訴我找到父親了，就騎著腳踏車帶我去找父親。那時的腳踏車是二十六吋二十八吋的，後面有個架子，我就坐在架子上，他就一路從台北騎著腳踏車把我帶到了基隆。我記得離開台北時大約是下午四點左右，天好冷，到了基隆已經晚上將近十點。父親住的是工寮，我到的時候他剛好在船上扛貨，直到十點多才回來。回來時看到我並未認出我來，還問我是誰，我說我是鐵子(我的小名)，父親說真的是你嗎?再詳看了我一會兒確認我是他的兒子之後，抱住我痛哭一場。
找到父親對我而言並不覺得幸福，因為父親覺得軍隊對不起他，不得不退伍。更覺得國家對不起他，雖然做了那麼多的犧牲，對國家盡了那麼多的責任，卻被貶為排附，因而對國家有很深的怨懟。之後當了碼頭工人又常被吆喝來吆喝去的，毫無尊嚴，難免自怨自艾，經常藉酒澆愁。在那樣的環境下，我自然成了父親洩恨的對象。
後來我們搬到十八號碼頭去住，左右鄰居大多是從雲林、彰化、高雄來台北打拼的，雖然龍蛇雜處，但是大家都對我很好。大約是我十一歲快十二歲、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吧，那一年的中秋節，父親又去喝酒不見蹤影，我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家裡，看著對面鄰居一家人快快樂樂的喝茶吃月餅，看得我傷心難過眼淚奪眶而出。鄰居媽媽看到我這樣，就叫我到他們家一起過節，我是又感激又感傷，想起了我的母親，我好需要媽媽，我的母親您到底去了哪裡？為什麼拋下我讓我過這麼悲慘的生活？有一天趁父親還清醒的時候，我就跟父親商量能不能幫我找到母親，別人都有媽媽為什麼我沒有？看著我痛苦的樣子，父親才告訴我他早知道母親也來到台灣，也知道她住在哪兒，只是父親恨母親已改嫁，所以一直沒告訴我真相。既然我提出了想找母親的要求，父親只好答應我帶我去金瓜石找母親，母子久別重逢，自然又是抱頭痛哭一場。母親她見到了我之後，向改嫁的顧先生說：「既然孩子找到了我，我欠孩子那麼多，我想回去照顧我的孩子」。顧先生真是一位慈悲的長者，他毅然的答應了母親的要求，跟她離婚了。三天後，母親回到了十八號碼頭我們那破舊的家，雖然只是一棟用油紙和木板釘起來大概只有兩坪大的房子，但是找到母親我真的很快樂，我覺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了。
當年母親會拋下我離開父親應該有很多個原因，父親的說法是母親跑了，母親則說是戰爭拆散了我們一家人。而我只知道我曾經恨過他們，後來經過朋友的開導，我才知道我錯了，我不該責怪他們，因為這並非他們所願，他們只不過是大時代的悲劇中產生的平凡小人物。所謂的幸福不是什麼金銀財寶，也不是什麼功名利祿，最幸福的事莫過於有一個和樂的家跟愛你的雙親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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